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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统计分析报告】论虚假诉讼的成因、对策及救济途径
  发布时间:2018-05-04 08:59:53 打印 字号: | |

论虚假诉讼的成因、对策及救济途径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田春阳 荆媛媛

○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作者简介:

田春阳,男,1972年2月出生,满族,籍贯为吉林省舒兰市,出生地为吉林省吉林市,大学专科学历,法律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法学专业。1995年10月参加工作,历任吉林市司法局正信公证处科员、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监察室副主任、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监察室、立案庭助理审判员、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审判监督第二庭庭长、立案第一庭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现任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联系电话:0432-63070011。15688990215。

电子邮件:3171089113@qq.com。

 

荆媛媛,女,1982年11月出生,汉族,吉林省吉林市人,2001年至2005年在吉林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学位,2005年至2007年于吉林大学攻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学位。2007年考入吉林市昌邑区法院任执行局法官助理,2009年到民一庭任助理审判员。2013年经遴选到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任立案二庭申诉复查组助理审判员,2015年11月任审判监督一庭助理审判员,2016年10月至今为民事审判第三庭助理审判员。联系电话:0432-63070513。15688990576。

电子邮件:jingpi-123@163.com。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直线 3者签名: 日期:

 

编号:

论虚假诉讼的成因、对策及救济途径

田春阳 荆媛媛

论文提要:

比较虚假诉讼在民事领域和刑事领域的区别,将虚假诉讼界定为双方通谋类的虚假诉讼和一方单独作为类的虚假诉讼两种类型。通过对吉林省内和北京地区虚假诉讼民事和刑事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总结虚假诉讼的成因为:法律缺乏对虚假诉讼有效的惩戒机制;现行立法欠缺鉴别虚假诉讼的可操作性;民众法制意识淡薄,法治信仰缺失。解决虚假诉讼应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加强虚假诉讼方面的相关立法。首先,要完善虚假诉讼的甄别程序;其次,明确虚假诉讼罪的追诉标准;再次,完善虚假诉讼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程序;最后,明确虚假诉讼受害人的保护程序、赔偿标准。二是在司法过程中,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处力度。首先,要转变法院及法官的观念,将法院民事诉讼的工作重心从单纯追求案结事了扩大到引导社会良善风俗,建设诚信社会上来;其次,大力宣传虚假诉讼的后果,提升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再次,多部门联合,完善信用机制;最后,法院在立案、审理过程中,如发现虚假诉讼线索,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关于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途径。首先,虚假诉讼受害人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直接解决虚假诉讼已经形成的裁判文书既判力问题;其次,受害人可以请求裁判文书作出法院及上级法院通过院长发现程序启动再审;最后,可以申请检察院抗诉或提起检察建议,通过检察监督程序获得保护。全文共计7263字。

主要创新观点

民事虚假诉讼对司法权威的打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巨大的,虚假诉讼已经引起了从理论界到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虚假诉讼民事和刑事裁判文书的数据分析,将虚假诉讼的成因总结为:法律缺乏对虚假诉讼有效的惩戒机制;现行立法欠缺鉴别虚假诉讼的可操作性;民众法制意识淡薄,法治信仰缺失。提出解决虚假诉讼应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加强虚假诉讼方面的相关立法;二是在司法过程中,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处力度。对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途径进行了梳理。首先,虚假诉讼受害人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直接解决虚假诉讼已经形成的裁判文书既判力问题;其次,受害人可以请求裁判文书作出法院及上级法院通过院长发现程序启动再审;最后,可以申请检察院抗诉或提起检察建议,通过检察监督程序获得保护。

关键词 虚假诉讼 内涵 成因 对策 救济

以下正文:

一、虚假诉讼的内涵

虚假诉讼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专门术语,只是近些年来理论和实践对类似现象的一个概括称呼,因此,“虚假诉讼”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准确和清晰。刑事和民事领域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截然不同。

在民事领域,理论界对何为虚假诉讼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虚假诉讼包括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不正当行使诉权的恶意诉讼,还包括实体上虚构事实追求非法利益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虚假诉讼只能是虚构事实、谋求非法利益的行为,恶意诉讼不属于虚假诉讼(1);有学者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才能构成虚假诉讼,也有学者认为诉讼一方当事人也能构成虚假诉讼。

2016年6月2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最高院关于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一次通过要素结构的表述方式定义了虚假诉讼,该指导意见第一条规定虚假诉讼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故而学者多认为依据该指导意见的规定,民事领域的虚假诉讼仅指向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在刑事领域,刑法修正案九将虚假诉讼罪表述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该条虽被设置在妨害司法罪一节,但其保护的法益却包括司法秩序和他人合法权利两种。行为要件包括:(1)虚构事实;(2)“提起”诉讼,(3)提起“民事诉讼” (2)。与民事领域的虚假诉讼相比,刑事领域的虚假诉讼不要求双方当事人有恶意串通的情节,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虚构事实侵害对方当事人权益的也属于虚假诉讼的范畴。

为最大限度打击和惩处诉讼不诚信行为及行文方便,课题组在本文中将虚假诉讼界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当事人双方通谋的诉讼和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一方当事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及妨害证人作证即一方单独作为的诉讼两种类型。

二、虚假诉讼的成因

(一)法律规定缺乏对虚假诉讼行之有效的惩戒机制。

在我国过去的民事诉讼法中,仅对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和妨害证人作证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并没有双方当事人通谋类的虚假诉讼的相关规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了法院对虚假诉讼行为应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或追究刑事责任。但法院基于在民事诉讼方面定纷止争的职能,力求最大程度化解矛盾,在双方当事人未形成有效对抗的情况下,很少会选择罚款、拘留或移送刑事侦查的方式对虚假诉讼行为人进行处罚。课题组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吉林省及北京地区的裁判文书进行了统计,在文书中对一方当事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直接进行确认的,吉林省内只有一篇,采取的处罚方式是“批评教育”(3)。北京地区也只有两例,采取的处罚措施也是“严厉批评”(4)。对当事人通谋类的虚假诉讼,吉林省各法院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进行裁判的文书15篇,其中仅有一篇是直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5),其他14篇均未在文书中论述对虚假诉讼采取的处罚措施。北京地区为9篇,在文书中论述了对虚假诉讼当事人进行处罚的有2篇,其中一篇同案的罚款决定书显示对一方当事人罚款60万元(6)。从以上数据可见,法院在审理民事诉讼案件中直接对虚假诉讼采取强而有力的处罚措施的非常罕见,这直接导致了虚假诉讼的成本低,风险低的现状。

在刑事领域,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刑法》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对刑事诉讼中的伪证罪、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及各类诉讼中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进行了规定,却独独缺少对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的处罚,这虽是基于刑法的谦抑性,认为该种行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审查环节和相应处罚来解决,但从实践来看,当事人通过伪造、毁灭证据、虚构事实获得法院支持的也不在少数,正是立法上对该种行为的默许和纵容才导致了法庭上泛滥的谎言和假证。

直到2015 年 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即“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自此,民事诉讼中的严重虚假诉讼行为才得以由刑罚予以处罚。但该法实施后,适用该条定罪量刑的案件数量极少,据课题组统计,全国法院作出的虚假诉讼罪判决仅22篇,浙江省内的判决数占了一半比例,吉林省、北京地区的刑事判决数为0,这与吉林、北京两地已经被确认为虚假诉讼的27件民事案件的数量相比,差距非常悬殊。

虚假诉讼对司法权威的打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巨大的,而虚假诉讼的各方参与者获得非法利益的成本很低,虚假诉讼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威慑(7),收益与代价严重失衡,在非法利益的诱惑面前,人们往往容易选择铤而走险。

(二)现行立法欠缺鉴别虚假诉讼的可操作性。

一方单独作为类的虚假诉讼因为有对方当事人的激烈对抗,可通过鉴定、举证责任转换等方式进行鉴别。但通谋类虚假诉讼的当事人间往往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无须公示,第三人很难知晓,往往需要采取侦查手段才能查明事实真相,但民事诉讼法仅赋予了法院一般调查权,没有侦查权的法院在面对双方通谋类的虚假诉讼时,难以取证。民事诉讼法对如何鉴别这类虚假诉讼也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虚假诉讼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鉴别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审判能力,况且即便法官通过自由心证认为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但在无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仍需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处理。

最高院关于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列举了五种极易存在的通谋类虚假诉讼的情形,即:(1)当事人为夫妻、朋友等亲近关系或者关联企业等共同利益关系;(2)原告诉请司法保护的标的额与其自身经济状况严重不符;(3)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4)当事人双方无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5)案件证据不足,但双方仍然主动迅速达成调解协议,并请求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 然而,民事案件纷繁复杂,虚假诉讼远非上述几种类型可以囊括,且上述类型的案件数量很大,该指导意见对如何在庞杂的案件中筛选出虚假诉讼并未作出详细、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对虚假诉讼采取何种认定标准,是高度盖然性标准还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也未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欠缺可操作性。

从课题组对吉林省和北京地区涉及虚假诉讼的民事裁判文书的统计结果来看,吉林省内和北京地区确认当事人之间为虚假诉讼的24件案件,均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原审裁判文书再审后予以改判的情形,在一审程序中直接认定案件为虚假诉讼而径行裁判的数量为0。可见,徒法不足以自行,欠缺操作性的法律规范起不到遏制虚假诉讼的目的。

(三)民众法制意识淡薄,法治信仰缺失。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制度均是以人治为主导,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治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影响根深蒂固。人治的制度性影响是国家从制度方面将人治的治理方略运用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实现国家治理、秩序稳定的目标。非制度性影响是指人治治理过程的社会效果,不仅仅是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经济干预和文化渗透进行社会控制,而且还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嵌入和相互作用,促使人治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并以此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实践。要肃清长期以来人治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烙印及其深刻影响,需要国家、社会、人民等多方面付出长时期的努力与艰辛才可能实现。肃清理念上的人治影响进而实现法治信仰的社会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8)

此外,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在过去的四十年,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得到了提升,但也导致了国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价值观,为追名逐利,无所畏惧,传统道德观已不能约束今人的行为。而法律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在创设、维护诚实守信的社会秩序这一功能上,又存在明显的缺位。所以民众法制意识淡薄,法治信仰缺失是虚假诉讼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解决虚假诉讼的对策

加强虚假诉讼方面的相关立法。

首先,要完善虚假诉讼的甄别程序。最高院关于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仅对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几种情形进行了规定。这些框架性的规定给法官留下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范围,而程序上的自由裁量权会导致法官的无所适从。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必须对如何确定虚假诉讼以及在有虚假诉讼可能的情况下,举证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确定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使法官在案件审理程序中有法可依,能够及时、迅速的甄别出虚假诉讼。

其次,明确虚假诉讼罪的追诉标准。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将虚假诉讼行为纳入到刑法调整范畴,但该条在实践中如何掌握,犯罪的追诉标准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意见。从课题组统计的全国22篇虚假诉讼罪判例来看,有诉讼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伪造证据提起诉讼被定罪的,有原告一方作为债权人隐瞒债务人已还款事实提起诉讼被定罪的,有虚假诉讼的目的已获得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支持被定罪的,也有在诉讼中即被发现定罪的。究竟何为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何为“虚构事实”,现行法律并无明确统一的标准。经课题组与吉林省内某检察院相关部门了解,吉林省内未出现虚假诉讼刑事判例的原因亦是检察院、法院及公安部门对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追诉标准看法不统一所导致的。要想把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虚假诉讼罪的规定落到实处,必须完善虚假诉讼罪的追诉标准,在不具备出台相应司法解释的条件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部门应当联合制定统一的标准,确保虚假诉讼罪无可遁形。

再次,完善虚假诉讼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程序。在确定了虚假诉讼追诉标准的前提下,法院、检察院及公安机关多部门加强配合,顺畅法院、检察院发现犯罪线索后向公安机关的移送程序,完善对虚假诉讼从民事处罚到刑事追责的程序性规定。

最后,明确虚假诉讼受害人的保护程序、赔偿标准。现行法律并未对虚假诉讼受害人如何获得经济补偿进行规定,导致虚假诉讼受害人在应对虚假诉讼时支出的成本无法获得相应赔偿。最高院关于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2条虽规定了虚假诉讼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虚假诉讼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该规定不足以弥补这一问题,首先该规定不是法律,法院在进行裁判时不能直接引用,判决虚假诉讼行为人承担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其次,该规定过于笼统,对赔偿的项目、类型、虚假诉讼行为人之间要承担何种责任等均未作详细规定,法官无法适用;最后,该规定仅对双方通谋型的虚假诉讼受害人的赔偿进行了规定,对一方单独提起虚假诉讼的受害人的权益如何保护未进行规定。立法部门需要明确虚假诉讼受害人的保护程序、赔偿标准,这既能使受害人的权利获得保护,也能加大虚假诉讼的成本,从而起到防范虚假诉讼的作用。

在司法过程中,加大对虚假诉讼的宣传及惩处力度。

首先,要转变法院及法官的观念,将法院民事诉讼的工作重心从单纯追求案结事了扩大到引导社会良善风俗,建设诚信社会上来。通过课题组的统计,法院在审理民事诉讼案件时对虚假诉讼的容忍度较高,如上文所述,在虚假诉讼案件中法院对当事人直接采取拘留、罚款等处罚措施的凤毛麟角。这是因为法院民商事审判部门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工作目标是“案结事了”,而忽视了法院在引导社会善良风尚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了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通过依法打击犯罪、严惩严重犯罪,依法调节民商事关系,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诚实守信的生活环境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防范、打击虚假诉讼,营造诚实守信的法庭诉辩环境,进而推进人人守信的法治社会建设,是法院工作的最根本任务,法院及法官应当转变固有观念,将“息事宁人”的工作方式转变为对虚假诉讼当事人的“绝不姑息”。

其次,大力宣传虚假诉讼的后果,提升当事人的法律意识。现有的法律规定虽然尚不十分完善,但已经形成了对虚假诉讼从训诫到拘留、罚款再到刑罚处罚这样由轻到重,由民事到刑事全方位的惩处体系,虚假诉讼行为人已能够得到相应惩戒。但从根本上解决虚假诉讼应当以预防为主,要大力宣传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可以采取在立案窗口张贴公告、播放宣传短片、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联合普法等形式,让当事人对参与虚假诉讼的后果有所了解,不敢参与虚假诉讼,从源头上遏制虚假诉讼的发生。

再次,多部门联合,完善信用机制。法院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当事人的诉讼信用档案。对于立案、庭审及判后发现的虚假诉讼案件,建立虚假诉讼案件档案,将虚假诉讼行为人拉入诉讼当事人“黑名单”,详细记录其个人信息,对其再次进入法院诉讼时进行重点严格的审查。二是完善信息共享。加强与其他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及保险、银行等金融行业的联系,建立当事人信用登记制度、当事人信用评估制度、当事人信用风险预警等,将能代表个人信用状况的信息数据进行统计管理,相互提供个人信用数据和报告,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以便对有“诚信前科”的当事人的案件进行重点审查。三是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对于虚假诉讼类的诚信缺失者,通过经济手段、道德手段及行政手段等予以惩罚,增加其失信成本和压力,形成一种威慑力和警示作用,营造一个没有诚信难以生存的法制环境(9)。

最后,法院在立案、审理过程中,如发现虚假诉讼线索,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例如向当事人进行释明虚假诉讼后果、签订诚信诉讼保证书及要求证人进行宣誓等手段遏制虚假诉讼的发生。当前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法官如果发现有虚假诉讼可能的,是否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经历了从职权主义为主到当事人主义为主模式的转变,目前原则上采用当事人主义。这要求法官保持中立性,尤其是在民事案件中,法院不能主动介入、干预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法院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取证据。但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关于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均规定了法院对可能有损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方面的证据可以依职权调取,如果法官对案件的事实内心产生怀疑,可以运用其职权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法律关系与法律事实是否虚假进行审查,这是毋庸置疑的,依职权的审查必然在虚假诉讼的认定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四、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途径

(一)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直接解决虚假诉讼形成的裁判文书既判力问题。

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作为对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的有效途径在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解释中均做了相应的规定,但作为新兴的诉讼模式,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规定及裁判标准,导致法院在受案和裁判的过程中缺少可依据的法律规范。这三种诉讼模式虽然在制度设计上对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确有必要,但在审判实践中被实际运用的并不多,课题组认为应当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的程序性规范,统一裁判标准,让这三种诉讼模式对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落到实处。

(二)通过院长发现程序启动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第三人”属于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案外人申请再审中的“案外人”系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人;执行异议之诉中的案外人应当系对非诉讼标的的执行标的物主张实体权利的人。而对虚假诉讼行为人的金钱债权人来说,其债权因债务人的虚假诉讼行为而不能得到全部清偿,其权利确实受到侵害,但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对执行标的亦无任何明确权益,也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属于原案件当事人,法律并未赋予其申请再审的权利。在此种情况下,该类债权人可通过信访部门向虚假诉讼裁判文书作出法院或上级法院反应相关情况,从而促使法院以院长发现方式启动再审程序,实现自身纠错。

(三)申请检察院抗诉或提起检察建议,通过检察监督程序获得救济。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均未能保护虚假诉讼受害人权益的情况下,虚假诉讼受害人可以申请检察院进行抗诉或提起检察建议,此时检察机关不仅要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进行审查,更要对虚假诉讼所产生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查。民事诉讼法为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赋予了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使该权利保护虚假诉讼受害人。

民事诉讼中存在大量的虚假诉讼,创建和谐、诚信的社会环境,防范虚假诉讼、对虚假诉讼受害人进行救济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联合多部门、全社会的力量,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处力度,建立完备的预防体系,形成虚假诉讼不能为、不敢为的法治环境。

 

 

 

1)崔译文:《虚假诉讼问题探析》,《商界论坛》2016年8月期,第240页。

2)张明楷:《虚假诉讼罪的基本问题》,《法学》2017年第1期,第152页。

3)详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6民终84号民事判决书。

4)详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1938号民事判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3)顺民初字第9764号民事判决。

5)详见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2014)安民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

6)详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提字第4814号案件。

上述及后文中数据统计时间为2017年6月23日,来源为威科先行裁判文书数据库。

7)高静:《试论虚假诉讼案件频发的成因及对策分析》,《思想政治与法律研究》,2016年第7期,第133页。

8)詹颖:《论法治信仰》,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4年6月。

9)权晓:《虚假诉讼的成因分析与解决建议》,《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10期,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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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论文获得2017年度全省法院优秀司法统计分析课题评选三等奖。

作者简介:

田春阳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

荆媛媛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助理审判员

责任编辑:赵艺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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